杜甫《新安吏》

新安吏

杜甫

客行新安道， 喧呼聞點兵。

借問新安吏： “縣小更無丁？”

“府帖昨夜下， 次選中男行。”

“中男絕短小， 何以守王城？”

肥男有母送， 瘦男獨伶俜。

白水暮東流， 青山猶哭聲。

“莫自使眼枯， 收汝淚縱橫。

眼枯即見骨， 天地終無情！

我軍取相州， 日夕望其平。

豈意賊難料， 歸軍星散營。

就糧近故壘， 練卒依舊京。

掘壕不到水， 牧馬役亦輕。

況乃王師順， 撫養甚分明。

送行勿泣血， 仆射如父兄。”

唐肅宗乾元元年（758）冬，郭子儀收復長安和洛陽，旋即，郭和李光弼、王思禮等九節度使乘勝率軍進擊，以二十萬兵力在鄴郡（即相州，治所在今河南安陽）包圍了安慶緒叛軍，局勢甚可喜。然而昏庸的肅宗對郭子儀、李光弼等領兵并不信任，諸軍不設統帥，只派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使諸軍不相統屬，又兼糧食不足，士氣低落，兩軍相持到次年春天，史思明援軍至，唐軍遂在鄴城大敗。郭子儀退保東都洛陽，其余各節度使逃歸本鎮。唐王朝為了補充兵力，大肆抽丁拉伕。杜甫這時正由洛陽回華州任所，耳聞目睹了這次慘敗后人民罹難的痛苦情狀，經過藝術提煉，寫成組詩“三吏”、“三別”。《新安吏》是組詩的第一首。新安，在洛陽西。

“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這兩句是全篇的總起。“客”，杜甫自指。以下一切描寫，都是從詩人“喧呼聞點兵”五字中生出。

“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這是杜甫的問話。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定制：男女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丁。至天寶三載（744），又改以十八為中男，二十二為丁。按照正常的征兵制度，中男不該服役。杜甫的問話是很尖銳的，眼前明明有許多人被當作壯丁抓走，卻撇在一邊，跳過一層問：“新安縣小，再也沒有丁男了吧？”大概他以為這樣一問，就可以把新安吏問住了。“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行。”吏很狡黠，也跳過一層回答說，州府昨夜下的軍帖，要挨次往下抽中男出征。看來，吏敏感得很，他知道杜甫用中男不服兵役的王法難他，所以立即拿出府帖來壓人。看來講王法已經不能發生作用了，于是杜甫進一步就實際問題和情理發問：“中男又矮又小，怎么能守衛東都洛陽呢？”王城，指洛陽，周代曾把洛邑稱作王城。這在杜甫是又逼緊了一步，但接下去卻沒有答話。也許吏被問得張口結舌，但更大的可能是吏不愿跟杜甫嚕蘇下去了。這就把吏對杜甫的厭煩，杜甫對人民的同情，以及詩人那種迂執的性格都表現出來了。

“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跟吏已經無話可說了，于是杜甫把目光轉向被押送的人群。他懷著沉痛的心情，把這些中男仔細地打量再打量。他發現那些似乎長得壯實一點的男孩子是因為有母親照料，而且有母親在送行。中男年幼，當然不可能有妻子。但為什么父親不來呢？上面說過“縣小更無丁”，有父親在還用抓孩子嗎？所以“有母”之言外，正可見另一番慘景。“瘦男”之“瘦”已叫人目不忍睹，加上“獨伶俜”三字，更見無親無靠。無限痛苦，茫茫無堪告語，這就是“獨伶俜”三字給人的感受。杜甫對著這一群哀號的人流，究竟站了多久呢？只覺天已黃昏了，白水在暮色中無語東流，青山好象帶著哭聲。這里用一個“猶”字便見恍惚。人走以后，哭聲仍然在耳，仿佛連青山白水也嗚咽不止。似幻覺又似真實，讀起來叫人驚心動魄。以上四句是詩人的主觀感受。它在前面與吏的對話和后面對征人的勸慰語之間，在行文與感情的發展上起著過渡作用。

“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這是杜甫勸慰征人的開頭幾句話。照說中男已經走了，話講給誰聽呢？好象是把先前曾跟中男講的話補敘在這里，又象是中男走過以后，杜甫覺得太慘了，一個人對著中男走的方向自言自語，那種發癡發呆的神情，更顯出其茫茫然的心理。照說抒發悲憤一般總是要把感情往外放，可是此處卻似乎在收。“使眼枯”、“淚縱橫”本來似乎可以再作淋漓盡致的刻畫，但杜甫卻加上了“莫”和“收”。“不要哭得使眼睛發枯，收起奔涌的熱淚吧。”然后再用“天地終無情”來加以堵塞。“莫”、“收”在前，“終無情”在后一筆煞住，好象要人把眼淚全部吞進肚里。這就收到了“抽刀斷水水更流”的藝術效果。這種悲憤也就顯得更深、更難控制，“天地”也就顯得更加“無情”。

照說杜甫寫到“天地終無情”，已經極其深刻地揭露了兵役制度的不合理，然而這一場戰爭的性質不同于寫《兵車行》的時候。當此國家存亡迫在眉睫之時，詩人從維護祖國的統一角度考慮，在控訴“天地終無情”之后，又說了一些寬慰的話。相州之敗，本來罪在朝廷和唐肅宗，杜甫卻說敵情難以預料，用這樣含混的話掩蓋失敗的根源，目的是要給朝廷留點面子。本來是敗兵，卻說是“歸軍”，也是為了不致過分叫人喪氣。“況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唐軍討伐安史叛軍，當然可以說名正言順，但哪里又能談得上愛護士卒、撫養分明呢？另外，所謂戰壕挖得淺，牧馬勞役很輕，郭子儀對待士卒親如父兄等等，也都是些安慰之詞。杜甫講這些話，都是對強征入伍的中男進行安慰。詩在揭露的同時，又對朝廷有所回護，杜甫這樣說，用心是很苦的。實際上，人民蒙受的慘痛，國家面臨的災難，都深深地刺激著他沉重而痛苦的心靈。

杜甫在詩中所表現的矛盾，除了有他自己思想上的根源外，同時又是社會現實本身矛盾的反映。一方面，當時安史叛軍燒殺擄掠，對中原地區生產力和人民生活的破壞是空前的。另一方面，唐朝統治者在平時剝削、壓迫人民，在國難當頭的時候，卻又昏庸無能，把戰爭造成的災難全部推向人民，要捐要人，根本不顧人民死活。這兩種矛盾，在當時社會現實中尖銳地存在著，然而前者畢竟居于主要地位。可以說，在平叛這一點上，人民和唐王朝多少有一致的地方。因此，杜甫的“三吏”“三別”既揭露統治集團不顧人民死活，又旗幟鮮明地肯定平叛戰爭，甚至對應征者加以勸慰和鼓勵，也就不難理解了。因為當時的人民雖然怨恨唐王朝，但終究咬緊牙關，含著眼淚，走上前線支持了平叛戰爭。

（余恕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