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名人故事：孫冶方_2000字

　　早在1956年,孫冶方就提出,社會主義經濟也要遵守價值規律。在當時意識形態高于學術形態的中國來說,政治上的利害關系同學術上的是非關系這對矛盾,是學者繞不過去的巨大存在

　　孫冶方的一生,有兩個頗讓后人思索的數字:一個是他從事革命活動而被投入白色牢獄7天;另一個是他從事經濟學理論探索而在“文革”中身陷紅色囹圄7年。

　　孫冶方原名薛萼果,江蘇無錫人。他是新中國最早提出要對傳統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實行改革的人。如今,改革開放走過30年,中國已經實踐的市場經濟,恐怕早已超出了孫冶方的想象,但他的理論活動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卻是極具開拓性的。

　　在“中國農村調查”中嶄露頭腳

　　14歲那年,孫冶方考取“無錫縣立第一高等小學”。在這里,他遇到了中共最早期的黨員張效良。1924年,16歲的薛萼果站在黨旗下。

　　1925年,在黨組織的安排下,孫冶方到蘇聯中山大學留學。受黨內宗派主義和肅反擴大化的影響,他因“江浙同鄉會”的莫須有罪名被給予“警告處分”,1930年他幾乎是被遣送回國的。1931年,上海地下組織遭到破壞,孫冶方被捕。由于國民黨沒有查到任何證據,孫冶方在被關押7天后,由在上海的無錫同鄉錢俊瑞保釋出獄。

　　錢俊瑞當時在陳翰笙領導下的中國農村經濟調查委員會工作。在當年那場有關中國社會性質的討論中,有共產國際背景的陳翰笙主張從社會調查入手,搞清楚中國社會的性質。他所主持的中國農村經濟調查委員會,從自己的家鄉無錫開始了遍及全國的農村經濟調查。透過同學、同鄉關系,陳翰笙身邊聚集了一批信奉馬克思主義的青年知識分子,如薛暮橋、錢俊瑞、駱耕漠、徐雪寒、千家駒等,這些人后來都成為新中國經濟學家。

　　7天的牢獄,讓孫冶方與中共組織失去了聯系,中國農村經濟調查委員會正好成為他安身立命的場所。他與他的堂哥、后來的著名經濟學家薛暮橋一起投入到對中國農村調查的行列。后來,兩人共同編輯《中國農村》雜志。后來,薛暮橋回憶:“由于冶方同志讀馬列主義著作最多,在我們所寫出的幾十篇論戰文章中,他的文章理論水平最高,而且深入淺出,最有說服力。”

　　1937年初,孫冶方恢復了黨的組織關系,并擔任江蘇省文委書記,在淪陷后的上海開展抗日工作。但是,由于“江浙同鄉會”事件及7天的牢獄之災,不得不終止上海的工作,直到1944年他才得到了“歷史清楚”的結論。

　　此后,孫冶方的履歷一直定格在經濟工作上:1949年前任蘇皖地區政府貸管局副局長、華中分局財經委員會副秘書長,1949年后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工業部副部長、國家統計局副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直到1983年他謝世,還依然有著經濟研究所顧問的頭銜。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所走過的里程碑,都鐫刻著他的痕跡。

　　“我是經濟學家,不是氣象學家”

　　對于意識形態高于學術形態的中國來說,政治上的利害關系同學術上的是非關系這對矛盾,是學者及專家繞不過去的巨大存在。

　　早在1956年,孫冶方就提出,社會主義經濟也要遵守價值規律。他批評了干社會主義“不惜工本”的“氣魄”、不計成本的做法,提出對社會主義經濟的認識,不能被“資本、利潤就是資本主義概念”的政治觀念所束縛。

　　1958年“大躍進”狂潮中,他批評社會主義基礎是自給自足經濟的“自然經濟論”;批評那種認為經濟過程是可以由人的主觀意志和國家的政治權力隨意擺布的“唯意志論”;也批評那種把社會主義經濟看成像原始社會沒有交換的實物經濟和“無流通論”。

　　1962年至1964年,在全國“反修防修”的喧囂中,孫冶方所發表的一系列學術觀點,被陳伯達和康生等黨內高層人士目為“修正主義”的典型。1962年6月至8月,陳伯達邀孫冶方每天去《紅旗》雜志編輯部參加“座談會”,康生也幾次約他去“座談”,給他提供“放”的機會,收集他的“修正主義罪證”。他明知這是一個陰謀,仍舊參加。他說:“我不需要三不主義(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只要有答辯權,允許我反批判就行。帽子總是要戴的,不是戴這頂,就是戴那頂,可是答辯權最要緊。”

　　1963年,“高天滾滾寒流急”的反修形勢,已使諸多的人感受到即將來臨的“冬云”而噤若寒蟬時,孫冶方寫下了后來被多次批判的《社會主義計劃管理體制中的利潤指標》一文。他說:“說起來使人難以置信,現在有些經濟學家害怕‘利潤’范疇,有些像信鬼的人怕鬼那樣厲害。”他在報告中毫不忌諱地評論當時被視為修正主義代表人物的利別爾曼的觀點,“如果以利潤是否是主要指標作為修正主義的標志,那么利別爾曼的建議倒并不一定是合乎這個標志的”,這等于是為這個“修正主義者”辯護。批判者們自然抓到了這個“辮子”,一頂“比利別爾曼還利別爾曼”的帽子扣在了他的頭上。

　　1963年底,在哲學社會科學部一次擴大會議上,孫冶方仍然堅持要發表關于利潤問題的演說。他的同事勸他:“外面風聲很緊,你就不要再講了!”他一甩袖子說:“我是經濟學家,不是氣象學家。風聲?對不起,從沒研究過那玩藝兒!”

　　1964年,康生、陳伯達給孫冶方戴上了“中國最大的修正主義者”的帽子。有一次他們指定他去參加會議,名曰“討論”實則批判一篇在他指導下,由幾個年輕人寫的有關生產價格的論文。他挺身而出,把火引向自己。他說:“不必批判年輕同志,這些觀點是我的。”

　　如同唐吉訶德與風車作戰,孫冶方迎戰的結果是對他的打擊一步步升級,直到“文革”開始,1968年4月4日夜間他被帶上手銬,關進秦城監獄以后,人們才再不能夠聽到他的聲音。

　　孫冶方長期患肝病,在他入獄后親人們都認為他熬不過鐵窗歲月;即使有幸熬過去,也很容易在精神上被關瘋。他的同事徐雪寒則堅持認為,老孫不會瘋,他是個有信念的人,他會好好活下來。

　　1975年,孫冶方走出秦城監獄。他在車上即對軍管代表說:“我也不知道我為什么坐牢,我也不知道你們為什么把我放了,既然你代表組織跟我談話,那我就談三點:我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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