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文教育家葉圣陶說,作文就是說話。其中有兩層意思:其一,要有話說;其二,話要好好說。這兒只談談后者。如何說話才算好呢?能激活讀者大腦的話便是好話。如何激活讀者的大腦呢?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有必要想想讀者的大腦究竟喜歡什么、需要什么。即是說,我們首先要研究讀者語言解讀背后的生命狀態。
筆者以為讀者的生命狀態主要體現在四方面,簡述如下:
其一,大腦機能自主化。心理學中信息加工理論告訴我們,人的大腦及感官的運行流程分三步:接受刺激、進行加工、傳導興奮。因此,大腦工作的狀態是積極的、自主化的。如果輸入大腦的信息簡單或陳舊,大腦便很難獲得自主加工的快感,甚至陷入疲憊。看一遍《天鵝湖》,大腦獲得快感,但看三百遍,大腦便只能進入消極的抑制狀態。因此,好的語言總是留給大腦自主加工的空間。《紅樓夢》(48回)中香菱說“日落江湖白,潮來天地青”(王維詩),“白”“青”兩字“念在嘴里倒像有幾千斤重的一個橄欖”,可見這兩字所留下的加工空間!“這個女孩長得一點不漂亮”自然就不如“這個女孩長得一點不沉魚落雁、閉月羞花”。因為后者需要大腦對“沉魚落雁、閉月羞花”進行加工才能獲得“不漂亮”這一信息。而這一加工過程給了大腦快感,因為滿足了大腦“機能自主化原則”。“峨嵋山月半輪秋”較“峨嵋山秋月半輪”有詩意,也正在于語序的倒錯而使大腦有了自主加工的快感。
其二,信息刺激陌生化。這是“大腦機能自主化”的延伸。陌生的信息輸入大腦,大腦進行的“自主化”加工就更富有挑戰性,自然也就更易獲得快感。因此,我們的文字應給讀者大腦輸入新鮮信息,第一個以花喻女兒的,是天才,第二個則是庸才,第三個只是蠢才;詩詞中同是說“山”,便有“青山”“碧峰”“翠巒”“黛岫”……諸語,說“夕陽”,便有“落日”“晚照”“夕照”“夕曛”“斜陽”“余暉”“殘照”“殘陽”……諸語,這并非騷人墨客游戲文字,而是自發地運用了“信息刺激陌生化”這一原則。
其三,思維模式立體化。中國人的思維不同于西方人,西方人長于流線型的邏輯思維,而中國人更喜歡立體化的形象思維。《周易.系辭上》中有這樣一句話:“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圣人立象以盡意。”“立象以盡意”正是我國浩瀚詩文基本的“立體化”思維模式的最好概括。詩言志,而志不直言,巧借“象”言之。馬致遠想說羈旅之苦,便列舉“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等象助其言之;讀者借助“斷腸人在天涯”一句的提示,去感受這些象,自然心有戚戚,感同身受了。文載道,而道不直說,常借比喻或寓言言之。諸子百家文,無不如此。一部《莊子》,寓言(含喻)就占十之八九。先秦而下,《詩經》,漢賦,唐宋華章……《圍城》……亦無不如此。又如“鷹鼻”的表現力自然強于“勾鼻”,“鵝卵石”也強過“壘石”。“春風又綠江南岸”中,一個“綠”字,以形象的“色”激活大腦,使滿腦里皆是光鮮春色,又恍若眼前,盡得風流;而將“到”“滿”……易“綠”字,大腦便只能知道江南皆春而無余韻,正如囫圇吞棗,知棗而無棗味,因為思維沒有獲得“立體化”的滿足。
其四,認知選擇情感化。個人在物質的及社會的環境里,選擇對象形成認知。在認知過程中,個人重視的首先是符合其欲望、情緒的對象。因此,讀者更愿意接受情感化的主觀性語言。“綠色的郵筒孤獨地站在街的對面”的表現力自然強于“綠色的郵筒立在街的對面”。“云破月來花弄影”中,“弄”較“搖”好,原因在著一“弄”字,花不復花,影不復影,花影皆性情中人也。
當然,這四方面并不是割裂分立的,相反,它們是渾沌的、整體的、綜合的,相互包容而化為一種生命狀態。
我們的文字正需要“迎合”讀者的這一生命狀態。如何“迎合”呢?作者應具有同讀者一樣的生命狀態!寫作與閱讀不就是兩種生命狀態的交流、碰撞、溝通嗎?而作品不就是這兩種生命狀態相遇的“場”嗎?也就是說,作者只有激活自己的生命狀態,并在這種狀態下創作出作品,這作品才能去激活讀者的生命狀態。
為此,筆者提出這樣的語言傳達總則:有話不直說,換個說法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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