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中所謂“余胥”,是指地位最低下的小吏,奴隸主貴族的管家之類。(余,末等的意思;胥;胥吏。)
漢朝人伏勝編撰的《尚書大傳·大戰》里也有類似的記載:“紂死,武王惶惶若天下之未定。召太公而問曰:‘入殷奈何:’太公曰:‘臣聞之也;愛人者,兼其屋上之烏;不愛人者,及其胥余。’”
這段記載,與《說苑》所載內容相仿。不過“余胥”一詞寫作“胥余”,兩者的含意也不一樣。“胥余”已不屬胥史等級,而是胥吏以外,比“余胥”更加低下的奴隸或刑徒了。例如商紂王時的“太師”箕子,因對紂王不滿,被囚禁而裝瘋,甘當奴隸,所以《莊子》稱他為“胥余”。
此外,《韓詩外傳》、《六韜逸文》也都有關于周武王和姜太公上述那段談話的記載,內容基本相同。由于這個傳說,就產生了“愛屋及烏”這句成語。
我國自古流傳一種迷信習俗,以為烏鴉是“不祥之鳥”,它落到誰家的屋上,誰家就要遭遇不幸。我國最古的一部詩歌集《詩經》的《小雅》部分,題為《正月》的一首詩里,就有“瞻烏爰止,于誰之家”。可見古人多厭惡烏鴉,而絕少有人愛它的。所謂“愛屋及烏”,是說:由于愛那個人,因而連他家屋上的烏鴉都不以為不祥,不覺得討厭了。這句成語,一向被人們用作推愛的比喻。因為深愛某人,從而連帶喜愛他的親屬朋友等人或其他東西,就叫做“愛屋及烏”,或稱這樣的推愛為“屋烏之愛”。
唐代詩人杜甫在《奉贈射洪李四丈》(射洪,地名,在今四川;李四丈即李明甫)的詩中,開頭兩句是:“丈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宋朝人周敦頤的《濂溪詩》中有:“怒移水中蟹,愛及屋上烏”。宋朝人陳師道的《簡李伯益》詩中也有“時清視我門前雀,人好看君屋上烏。”都是用的“愛屋及烏”這個成語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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